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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观满清政府，既无力以强权保卫中国内河和领海内的独占航运权力，更丝毫没有保卫民族实业的考虑。在这样的国际航运残酷竞争中，还在要求着招商局竭力报效朝廷，并免费调拨招商局的船只运送军队和物资。
在这种民族产业看不到希望的年代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傻子来，居然拿着船只白送人用，不由让人不生好奇之心。如果不是青岛港内确实有着大批船只的抵达，大家不免就要以为这就是一个大骗局了。
这些1000-3000吨的旧船，最老的也没有超过15年，大多是五、六年船龄的好船。可对于德国的航运企业来说，随着造船工业技术的发展，和长时间和平导致的海运价格的低廉，商船只有大于6000吨才能够获得较好的收益。
于是乎这些小船就成为了一种负担，继续运营下去的话要亏本，拆了又太可惜。至于想要出售，眼下海外都是英法的殖民地和盟友，他们要购买也只会购买英国的船只而不是德国的旧船。假使不是吴川用德国筹集到的资金成批进行购买，德国人也只有慢慢的进行淘汰这批小船了。毕竟像日本这样的东亚小强，一年轮船的产能也不过才将近3万吨而已。
不过这批船只抵达了东亚之后，倒是极大的改变了东亚航运事业的格局。日本政府此时对于本国航运事业的船只标准，也才定在了3000吨。从德国过来的这批商船，并不比日本的标准商船低上多少，且在数量上也拉近了中日两国轮船吨位的差距，从十分之一不到变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水准。
面对着中国的航运事业可以因此大大的前进一步，也就不由让沉寂下去许久的张弼士改变了想法，亲自跑来东北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在操作这么大手笔的商业计划。等到他来到哈尔滨之后，才发现对方可不是什么商业巨子，而是一个正在策划革命的革命家。
儿子张秩捃一度劝说他离开，认为君子不应立于危墙之下，且张家家大业大实在没必要跑到前台和革命委员会进行勾搭。就算是当年同盟会的孙文去东南亚化缘，张弼士不也是没有见人，而是托人赠送了一笔款项就算了么。
不过这一次张弼士却不肯听劝，反而在哈尔滨住了下来，他对儿子给出的理由就是，“不管是朝廷也好，还是同盟会也好，除了口头上给出的政策，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们确实的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铜板扶持民族实业了？
不管是盛宣怀还是孙文，都说民族实业很重要，中国要是不大办实业迎头赶上外国，那么国家就不能富强，国人就要被源源而来的洋货吸干了财富，中国最终有沦于殖民地的危险。
他们每个人来劝说华侨捐款的时候都说的那么好，但是直到今日我也没看到他们办成什么事。好容易办成几个工矿企业，修成了几条铁路，结果还没有养大就急急忙忙的想要抵押给外国人，总是有着这样、那样迫不得已的理由。似乎这些企业和铁路在中国人手中就是亏钱的货，只有卖给外国人才能发挥出它们的效益。
同盟会就更糟糕了，拿了这么多捐款，结果就是一处处的放炮仗，连一次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甚至于连捐款的账目都是一塌糊涂，搞得内部的同志四分五裂。
难得在这里看到一个真正想要为国家做点事的团体，我怎么能够袖手就走呢？再看看吧…”
于是这一看就看到了长春光复，张弼士终于忍不住找上了门来。听到吴川的问话之后，他沉吟了片刻之后就说道：“我听凤亭说，革命委员会有一批船只想要出租，每船一年才收租金1元。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委员会这么做究竟是如何想的？”
吴川于是坦然的说道：“老实说，这是我的主张。虽然我们从德国弄到了这批船只，差不多二十多万吨。但是我们缺乏足够的人手去开动它，我觉得与其让它们在港口晒太阳倒不如交给华资航运公司去使用，当然他们必须为革命委员会培养一批船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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